25年前的昨天，李登輝先生當選中華民國史上第一次由公民直選的總統。雖說在形式意義上仍非真正的「台灣總統」。惟不可否認的是，當時李前總統的勝利亦象徵著台灣民主化發展的春暖花開。

近來隨著李前總統化作千風，越來愈越多報導與文章提及李前總統於台灣民主化關鍵時刻的勵精圖治，以理想與實際並行力抗歷史悠久的黨國威權體制，為台灣民主化披荊斬棘，直至迦南美地。

然而筆者想談的，並非驚心動魄，甚至被拍成連續劇的90年代，而是李前總統在人生最後階段的「遺志」。

在李前總統人生的秋冬之際，他致力於台灣國家正常化是顯而易見的。在其2013年之著作《二十一世紀台灣要到哪裡去》曾直言：「我們不只叫做台灣，我們實質上更是一個國家。但問題是，就法律而言，我們真的已經是如假包換的國家了嗎？這就問題所在。台灣其實不是正常的國家，因為台灣本身沒有《憲法》，到現在還在使用中華民國這樣的國號。」一語道破台灣當前國家定位的困境。

台灣在過去30年當中，人民對於國家認同與國族認同出現天翻地覆的改變。30年前，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僅有13%，但時至今日，高達83%的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也在這幾年台灣民眾眼睜睜看的香港一國兩制的覆滅而大幅下降。更不用說自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了，根據政治大學民調，甚至只有5%的民眾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成為少數中的少數，無怪乎統派政黨如新黨快速泡沫化，而中國國民黨也面臨百年政黨的路線危機。

當前這部《中華民國憲法》不僅在誕生之際就與台灣關係淺薄，代表性更是不足，當時在南京3000多位制憲代表之中，僅有18位是台灣人，如何產生、是否有表性、專業性都備受質疑。即時在過去30年來用「修憲」方式修訂7次，仍無法解決台灣諸多根本憲政問題，甚至就法理而言，其以《增修條文》之方式更是與憲政原理背道而馳。台灣《憲法》權威、也是諸多大法官老師的李鴻禧教授就曾多次表示，所謂「修憲」與《增修條文》就學理而言，應是在有限度內進行修訂，如果整部《憲法》在體系上有諸多缺失、甚至前後矛盾，則應重新制定一部新憲法。

而在台灣7次修憲中，實際參與6次的李前總統以親身經驗於2018年表示：「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憲法》，是當初為了中華民國量身訂做的《憲法》，這部《憲法》和台灣的關係很淺。即使經過我任內6次修改，仍然非常不符合需求。所以，大家現在最需要的就是，趕緊來制定一部台灣的新憲法！」放眼當今政壇，無人針對憲政問題，能有李前總統的權威性。

在暌違15年之後，台灣再度迎來難能可貴的憲政時刻，在蔡總統宣示之下，憲政改革正蓄勢待發，民進黨內更是成立「憲改小組」，主動打破僅在「修憲」的框架之下，對於姚嘉文院長的「制憲說」更是表示願意進行交流，此舉不論於民進黨黨綱抑或在台灣主流民意期待的觀點上，都值得全民肯定與支持。

過去5年來，國際社會在中國戰狼外交下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在蔡總統沉穩的帶領下，台灣在疫情蔓延之下仍守有最後一片淨土，實屬難能可貴。然而在政治生涯上與李前總統密不可分，甚至許多評論將之視為李總統意志繼承人的蔡總統，在面對台灣國家發展的歷史十字路口上，能否承接李總統的遺志，從憲政改革出發，帶領台灣邁向正常國家？相信台灣人民在看、世界各國在看、於天國之上的李前總統一定也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