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將於5月24日在瑞士日內瓦以視訊會議方式舉行，台灣迄今尚未接獲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秘書長的邀請函，與會機率似乎不大。果真如此，這將是自2017年以來，連續第五年被拒於WHA會場之外。
與過去相較，今年的情況有特殊之處在於：
第一，遏止武漢（新冠）肺炎傳播的戰役中，台灣取得了令人稱羨的成果，積極向其他國家提供援助。儘管Taiwan can help，但仍無緣參與標舉普世性（universality）的全球公衛合作機制WHO。
第二，隨著國際局勢的變遷，台灣日益受到國際重視，連帶地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呼聲也大幅提高聲量。這些國際呼聲包括：
5月6日法國參議院以壓倒性票數通過「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工作決議」，鼓勵法國政府持續以具體作為支持台灣WHA及其他國際組織。
5月11日斯洛伐克國會外交委員會通過支持台灣參與2021年WHA決議案；次日，逾千歐洲議會議員及歐洲各國國會議員致函WHO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及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薄睿和（Josep Borrell），力挺台灣出席今年WHA及世衛組織的會議、機制及活動。
5月5日七大工業國（G7）外長會議聲明也支持台灣在WHO與WHA的有意義的參與，接著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5月7日也以「回復台灣在世界衛生大會的適當地位」（Restoring Taiwan’s Appropriate Place at the WHA）為題正式發表聲明，強調持續將台灣排除在外是沒有正當理由的，呼籲WHO領導階層採取適當行動，讓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本屆WHA。這是繼去年龐佩歐（Mike Pompeo）類似聲明以來，第二年以國務卿的層級公開為此事提出呼籲。
如果在防疫成功，國際空前支持下，台灣今年仍無法出席WHA，我們必須嚴肅思考困難的環節究竟在何處，才能夠參透解方在哪裡。但首先必須針對大眾因為一再受挫所可能產生的犬儒心態，認為台灣不能參加WHA也活得很好，提出幾點觀察。
WHO並不完美，而且證據顯示嚴重被中國把持。去年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伊始，WHO在應對疫情、發布警示的時程上，處處配合中國的政治需求；初次赴中國實地訪視後，為中國多所緩頰，WHO赴中國考察的國際組專家小組組長艾沃德（Bruce Aylward）甚至連「若自己染疫想留在中國治療」這樣噁心的話都講得出來。其後，譚德塞先是否認台灣曾向WHO示警，甚至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誣指台灣發動網軍對他個人進行種族歧視性攻擊。問題嚴重至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宣佈退出WHO，直到拜登（Joe Biden）上台才推翻這樣的決定。
既然WHO如此不完美，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又與日俱增，在中國強力反對台灣在國際上的任何的主權表徵，包括參加任何國際組織或機制，而世界其他國家要不著眼於與中國交好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或忌憚於中國的戰狼外交威嚇，頂多只是口頭挺台的局勢下，台灣何苦費工挑戰「不可能的任務」？是否該說「不想努力了」？更何況，沒有WHO台灣不也活得很好？
武肺抗疫中台灣做得不錯，很大因素是基於2003年SARS的慘痛經驗後，制度的建立、演練以及人民的預警心態；而在SARS疫情中，台灣的確因為無法參加WHO而付出慘痛代價：首先是中國的掩蓋疫情與無法接獲來自WHO的一手通報，造成境外移入的破口；其次是與WHO的合作，不論在資訊交換或專家訪視上，受到政治的阻撓，實際上的結果是台灣無法及時防堵疫情，而且因為無法自WHO取得病毒株，連確診診斷都沒有辦法。
WHO是為防制疫病傳播所建立的全球合作機制，基於政治原因將台灣排除在外，不但損害台灣人民的健康權益，也造成全球防疫的破口。這些結構性的問題，在SARS之後其實並沒有根本性的改善，台灣與WHO之間雖已建立聯繫管道，但在資訊提報、專家合作等方面仍深受限制。台灣參與WHO的確是符合台灣及國際社群的利益。
參與WHA的困難只是台灣被排除於國際的一個案例，在公衛以外還有許多領域，台灣因為無法順暢參與國際，實質利益受到影響。最顯著的例子包括全球氣候變遷的機制（例如巴黎公約），以及區域性經貿合作機制（例如CPTPP）。無法參與這些機制，在參與其下碳交易市場或取得關稅優惠，乃至成為參與規則制定的一份子，都會構成問題。
其實，國際參與不只關乎現實利益，更關乎一個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立基點問題。就台灣這個例子而言，就是台灣依自己憲政程序產生、代表台灣這個共同體的政府，能否以國家地位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參與國際事務。當前台灣參與國際所遇到的根本問題就是爭取這樣的立基點。
台灣參與WHA所遇到的阻礙，其實可以區分成兩個層面：第一是大部分的國家並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第二是中國挾其政治外交勢力，阻擋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及其他國際場域。將這兩個層面分別思考非常重要，因為前者關乎參與國際的立足點；後者關乎參與國際的實際困難；前者為本，後者為相。在尋求突破的解方時，最重要的是找到問題的根源，才不致在表相上浪費精力時間。
針對台灣參與WHA一直受挫，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羅智強說：「馬英九讓台灣重返WHA；蔡英文讓台灣無法參加WHA。」事實上，有馬英九政府時期，台灣自2009至2016年以「中華台北」名義與會WHA，依靠的是WHO幹事長逐年的邀請。不但操之在人，而且WHO法律顧問認為，WHO幹事長是否能向台灣發出邀請，必須看「兩岸是否有合意」──其實就是看中國是否「同意」台灣受邀。在2017年之後，WHO與中國已一再表明上述立場。也就是說，馬英九時代的參與模式是以在政治上取得中國「善意」或「同意」化解政治上的反對，殊不知，這個模式犧牲了台灣做為國家應有的參與地位。
前外交官劉仕傑反駁羅智強，稱上述參與模式為「習近平讓台灣重返WHA；習近平讓台灣無法參加WHA」，這是對馬英九參與模式的正確描述。劉仕傑說，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為何要期待他國恩准呢？但他未進一步探討造成台灣國際困境的國家地位這個根本問題。
事實上，習近平之所以「能」決定是否讓台灣參與WHA，是因為：1. 中國有相當大的政治外交實力；2. 台灣的政府自己接受中國所允准的逐年邀請模式。這固然是出於台灣當前的外交困境，但若是台灣被國際上大多數國家承認為一有別於中國的獨立國家，則參與國際組織是主權國家的權利；一個主權國家的加入申請，國際組織不能不處理。也就是說，若是先解決了國家資格與國際承認問題，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習近平不但不能允許，也不能阻擋。
由以上觀點，劉仕傑只說了其中一個層面，就是2009至2016年馬英九參與模式的缺失。「習近平讓台灣重返WHA；習近平讓台灣無法參加WHA」突顯了馬英九參與模式的荒謬之處，但不能是應然面的論述，必須由以下的語句加以補充：「習近平不能讓台灣參與WHA；習近平也不能阻擋台灣參與WHA」。台灣若是將自己視為有別於中國的主權國家，參與國際將有一定程度制度上的保障，也不會接受馬英九參與模式。
這是台灣內部推動國際組織參與的魂節：只著眼於政治阻礙與實際困難，迴避根本性的國家資格問題。這樣的錯看，造成了馬英九時代將曲意迎合中國所換來的參與會議，視為「外交突破」。如果那真的是突破，該問的是：如今安在？
國際支持台灣有助台灣參與國際
解決國家資格與國際承認問題，內部要由台灣國家定位與國家正常化工程做起，對外要尋求根本性的外交承認，這是近來美國、日本、主要工業國家挺台力道加強，甚至有突破過去法理限制趨勢的真正重大意涵。當支持台灣成為完整法理國家，成為符合國際利益的事時，正式的外交承認亦不遠矣。
打著實質參與名義，看重化解中國反對，取道「一中原則」或「九二共識」，發明「兩岸高於外交」的理論，已讓台灣浪費了許多寶貴時間與機會。若是心中沒有成為獨立國家的願景，甘於做為中國的一個地區，政治人物會尋求努力化解兩岸歧見、尋求中國對台灣同胞的關心，以取得對岸同意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反之，如果心中有成為獨立國家的願景，必須及早認明取道中國不能參與國際，而真正在國際上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需要長時間、付上代價，做出根本性的努力，改變國家的體質與結構。身為台灣國民，你，是要再努力？還是不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