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一）晚間，台灣制憲基金會主辦「立陶宛的獨立與轉型之路：成功的因素和可汲取的教訓」線上講座，特別邀請維爾紐斯大學比較政治學副教授，同時也是立陶宛社會民主黨副主席柳塔烏拉 古金斯卡斯（Liutauras Gudžinskas），為我們分享立陶宛國家獨立、民主轉型、與成為歐盟與北約成員的歷史經驗、成功的關鍵因素、與未來的挑戰。本場活動將近100位來自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的民眾參與，並同時於台灣制憲基金會臉書專頁進行直播。
Liutauras Gudžinskas一開始就說：這場講座在八月舉辦，特別有意義，因為32年前1989年的8月，波羅的海國家的人民不畏打壓，以人鏈組織「波羅的海之路」表達人民爭取獨立的決心，促成了立陶宛政治地位的改變。並分享當時他只是一個7歲小男生，也去參與抗爭，當時我與大家都是集體的一份子，並沒有感到孤單，這個過程大家透過唱歌進行革命，手上沒有武器，只有肉身之軀，以及革命精神。
蘇聯改革重組失敗的四大因素
Liutauras Gudžinskas講述從立陶宛獨立之路的時間表，他認為要從1987年戈巴契夫的改革重組說起，這場改革重組本來是想做「經濟性的改革」，與美國能相互競爭。但此項改革不但未能改變蘇聯步履蹣跚的經濟狀況，反而事與願違地激化蘇聯社會與經濟矛盾，使蘇聯經濟急劇惡化並走向崩潰，最終促使蘇聯解體。
而於蘇聯解體之前，1988年6月開始就有立陶宛學者開始倡議政治改革運動，爾後逐漸形成了1989年8月的波羅的海之路的開始，開啟更多的政治集會遊行，許多知識分子主張經濟自主、官僚化，後來才有各國政治獨立的議程。
此波民主化浪潮，也影響到立陶宛國內的政治局勢，1988年底，立陶宛改革運動（簡稱「薩尤季斯」）成立。該組織首先提出了廢除1939年的蘇德條約問題，否定併入蘇聯的合法性，且因為1989年12月立陶宛共產黨解散，共產黨解散之後共產黨的地方黨部首領開始分裂。之後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獨立，並開始舉行自由選舉，然而獨立舉動也引起了蘇聯的不滿， 1991 年 1 月蘇聯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含派軍隊鎮壓、坦克出勤、出兵占領了維爾紐斯（力立陶宛首都）。
隨後蘇聯因為1991 年 8 月八一九事件之後，蘇聯國務委員會於9月6日承認立陶宛獨立，1991 年 12 月蘇聯隨後解體，立陶宛正式獨立，成為前蘇聯統治國家中，第一個正式宣布獨立的國家。但其實自葉爾辛將蘇聯解體之前，西方部分國家就承認立陶宛的獨立地位。
而戈巴契夫的改革重組為何失敗？我認為有四大原因，原因一：是結構性因素，當時蘇聯高度工業化與軍事化的發展，導致民生需求無法滿足，也無法提升經濟效能，當時不論輕工業或重工業產品的產量都顯著低於美國。 原因二：蘇聯意識形態較為僵化，偏向教條主義，雖然學習中國經濟開放改革，但卻缺乏彈性。原因三：因為蘇聯內部的分化的問題，特別是較為發達的東歐加盟國強烈的分離主義問題，例如：立陶宛具反叛精神造成改革不利。原因四：戈巴契夫鼓勵大鳴大放的言論自由，人民變得勇於表達對政府不滿，甚至反對政府。開放政府的確增加了言論自由，但產生的效果遠超戈巴契夫所預期，最終埋下了蘇聯倒台的伏筆。
立陶宛獨立轉型的五大因素
蘇聯的地域幅員廣大，各邦國解散之後路徑都不相同。有些國家回到威權統治與寡頭政治，未必與同立陶宛相同。而立陶宛改革與轉型成功原因，Liutauras Gudžinskas認為有四大因素：
第一是體制因素，立陶宛是內閣制，但也有與台灣類似的總統直選，不過立陶宛的總統權力有限，不像是白俄羅斯等國家，因為總統權力過大，因此發展成強人政治，立陶宛較不會有此情況。第二是立陶宛同時進行鞏固民主和市場經濟，有的國家分頭進行，立陶宛於此相對成功及穩固。第三個是西方國家支持，美歐等在蘇聯倒台後，支持波羅的海三國獨立，此外北歐國家也支持立陶宛獨立，因為希望波羅的海三國的政治穩定，這是因為地緣因素關係。
第四是立陶宛國家同一性清楚。過去蘇聯解體時，部分國家在國家同一性上是不清楚的，像是烏克蘭等國，其原因包含語言、歷史、族群等因素。從立陶宛歷史脈絡來看，立陶宛在中古時期是國家，還曾經是統治其他國家的帝國。再者，立陶宛語言是歐洲古老語言之一，不僅讓立陶宛人民以此自豪，更讓民眾對國家意識清楚。最後，立陶宛人占立陶宛為主要多數群體，國內大約有85%人民是立陶宛人，民族性相對單一。雖然國內也有分離主義，例如首都維爾紐斯想公投自治，但波蘭強烈反對，因此未能成功。再者國民對國家同一性認知強，因此也存續下來。而當時許多國家脫離俄羅斯帝國之後，沒有像是立陶宛一樣獨立，那是因為他們沒有這樣的國家條件，像是烏克蘭。
*立陶宛大公國存在於12世紀，而之後在一系列毀滅性的戰爭後，波蘭立陶宛聯邦在1795年遭俄羅斯帝國、普魯士和奧地利大公國瓜分而滅亡。
國家建構是一條永無止境的旅程
Liutauras Gudžinskas以「旅程」比喻立陶宛國家建構的歷程。旅程一趟持續前進的過程，中間會遇到許多風景，也可能走了不同的方向。立陶宛與前蘇聯的許多國家，乃至與中東歐脫離共黨體制的國家，在轉型與發展上都有不同。其中的關鍵因素及原因是什麼？
立陶宛獨立與轉型之路，有三個里程碑：
第一個里程碑是實現國家獨立，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是蘇聯第一個宣布獨立的共和國，這是一個相當勇敢的決定，因為立陶宛當時仍在蘇聯統治之下，且美國支持力道還不明顯，好在有北歐國家的率先支持。其背景是蘇聯在戈巴契夫主導下的改革開放政策。當時立陶宛國內知識份子在趁勢主張更進一步的政治改革，並把獨立回復國家地位正式推上政治議程。當時立陶宛共產黨內部因黨爭而分裂，而蘇聯的軍事鎮壓因人民的英勇犧牲與抵抗，無法得逞，事後蘇聯瓦解，立陶宛終於重獲國家獨立地位。
第二個里程碑是民主鞏固與深化，從1991至2004年間，同步推行民主改革與轉型為市場經濟，快速受到國際肯定，在2004年加入歐盟、成為北約會員國，開啟與國際進一步整合的契機。
第三個里程碑是參與歐洲整合進程，2004年起至今，使得立陶宛走向與波蘭等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的道路，目前波蘭、匈牙利等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則面臨到民主倒退的情況。
立陶宛有其獨立轉型之原因，Liutauras Gudžinskas再次提及立陶宛國內的族群組成，同一性相當高，85%的人民都是立陶宛人。其國家認同也深受歷史的影響。立陶宛在中古時期曾是領土擴及波蘭、烏克蘭、部分俄羅斯的大帝國，但其後受俄羅斯統治。一次大戰後俄羅斯帝國瓦解，自1918年起立陶宛已經是獨立國家，直到1940年被納粹佔領為止。這段「已經成為獨立國家」的經驗使立陶宛在國家同一性與邊界上，相較其他國家更為堅實確定。1991年宣佈脫離蘇聯，鎮壓不成之後，西方國家很快就承認立陶宛的獨立地位，特別是北歐國家基於文化親近性與地緣政治，更是率先承認表示支持。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立陶宛的獨立之路是從經濟開始，再到政治，在這個過程當中，成功因素是交錯複雜，受到國際法上既有的獨立地位、周邊國家的支持、以及蘇聯垮台等大變局的交互影響。
立陶宛未來要面對的挑戰
Liutauras Gudžinskas講述完畢獨立的歷史脈絡之後，他提及了立陶宛社會未來需面臨的課題，來作本場演講之結尾。Liutauras Gudžinskas整理出五項未來立陶宛將會面臨的挑戰：第一是「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一個國家由於某種優勢達到了一定收入水準，而停留在該經濟水準的情況。第二是立陶宛國內人口總數有下降情況，立陶宛總人口不足300萬，人口老齡化程度日趨嚴重，且面臨少子化問題。第三是Covid-19疫情發展的延續及難民危機，造成國內民粹主義激增情況，這將考驗立陶宛未來政治發展。第四是安全上的課題，立陶宛不可忽視俄羅斯在軍事上的存在。最後第五是要持續關注歐盟未來的發展，這關乎到立陶宛未來發展情況。
立陶宛與台灣交流的脈絡
最後，Liutauras Gudžinskas也從比較政治的觀點來說明台灣與立陶宛的關係，他提出2020 年貝塔斯曼基金會的轉型指數，說明：當前全球民主轉型、政治參與與法治程度的指標，台灣與立陶宛都名列前茅，兩國有共享的民主價值，也都突破種種挑戰才能走到今日的階段。立陶宛政府在各項政策上支持台灣，即使遇到中國的打壓也沒有退縮，在國內有相當的民意支持。
台灣在立陶宛國內傳媒的形象，是經濟科技精銳，人權價值進步國家。立陶宛政府拉近與台灣的原因，包含：第一個是立陶宛相當重視台灣的經濟及創新能力，這兩項優勢符合立陶宛經濟多元化政策方向。第二個是立陶宛肯認全球民主與人權同盟的重要性，為了預防中國對中東歐的銳實力滲透，因此基於民主同盟，以及對被中國侵害感同身受，支持政府與台灣交往的政策。
而關於立陶宛政府決定與台灣深入交往的立場，輿論批評的人並不多。有部份人士反對親台，認為會對立陶宛經濟造成受損，但經過立陶宛中央銀行的計算，即使受到中國制裁，受影響的也大約在立陶宛1% GDP，實質受損有限。
從立陶宛反思台灣未來
台灣制憲基金會宋承恩副執行長說明：由立陶宛的經驗，國家建構並不是在獨立的那一刻就完成，而是要歷經民主深化、經濟轉型與國際整合。在各個時點，立陶宛人民與政治人物能夠因應時勢，展現追求國家自主的決心，做出明智的決策，現在更在與歐盟進一步整合的歷程中，團結其他中型國家，甚至可以無懼於強鄰俄羅斯的壓力與虎視眈眈的中國的利誘，展現非常不同的國家風貌，台灣深具啟發性。
台灣制憲基金會所倡導的「國家正常化」，同樣也是在文化、歷史以及語言上形塑台灣認同，在經濟上追求轉型與自主，在安全上培養更強的抵抗體質，早日實現國家的自主與人民的福祉。由立陶宛的案例來看，民主同盟並不是空中樓閣，反而是真實的存在。台灣若是能繼續堅持民主價值，在國家建構上堅持國際秩序與民主深化，「德不孤，必有鄰」，將能在國際社會走出更寬廣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