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8日，知名作家、台獨左派人士楊碧川應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台灣制憲基金會邀請，以〈從火燒島畢業，二十年的被監控人生〉為題，進行演講，並邀請台灣基進秘書長王興煥與談。楊碧川於1970年被指控顛覆國家遭警備總部逮捕，後來在綠島被關押6年8個月。出獄後，他以打工維生，自學台灣史與世界史，以台獨左派自居，並有許多著作與譯作，包含著名的後殖民理論家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的作品《大地上的受苦者》。此外，他頻繁進入台大校園社團講授台灣史，許多台大畢業的政治人物多受他影響，也因此被國民黨在校園安插的「線民」監控。2021年「促轉會」公布線民檔案，監控楊碧川的諸多職業學生也因而曝光。
 

 

轉型正義的關鍵：認清中華民國作為外來政權至今仍統治台灣人民

楊碧川於開場時提到，國中的時候讀《水滸傳》對一句話印象很深刻，就是「官逼民反」。這句話恰恰說明了他高中的時候為什麼非常痛恨中華民國政府，因為這一個政府什麼都要管制、什麼都要查禁。後來，他被羅織顛覆國家的罪名。不過，他始終認為自己沒有被這一個政府冤枉，因為他從頭到尾就打定主意要推翻這一個政府，也堅持不領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補償金。
 
楊碧川回憶道，當他被警備總部逮捕的時候，還完全沒有台獨思想，更不是什麼台獨分子。當初在法庭上，主審的王姓法官問他：「看你這麼兇悍，如果台灣被你打下來，你如何跟毛澤東交代？」當時才20歲的他回答：「老子打了天下，幹嘛跟別人平分？」王姓法官氣得跳起來，跟其他四個陪審法官說：「台獨份子！台獨份子！」於是他就變成台獨分子了。出獄後，他乾脆將錯就錯，繼續在台灣獨立的路上奮戰。他說，當他1977年從監獄放出來之後，隔年就開始接觸許多學生並且講述台灣史。學生喜歡聽他被政治迫害的故事，可是他想講的是臺灣史，於是他就從他自己的故事慢慢講起，再技巧性帶入台灣史的主題。
 
楊碧川分析，中華民國政府監控台灣人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怕台灣人反抗。中華民國政府心裡有數，自己是外來政權跑來佔領台灣，缺乏統治正當性。不過時至今日，當初的這一些加害者不覺得自己是加害者，他們一句「我如果不殺你，你就來殺我」彷彿可以解釋一切，連帶他們的支持者也極力鞏固這一種論述。當今的轉型正義如果要成功，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要先認清楚，「轉型正義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法律的條文修得再好，賠償很多錢意義也不大，因為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外來政權，到今天還控制著台灣人民。縱使民進黨已經執政，也不代表問題解決。
 

無怨無悔的政治犯身分、被監控的人生

楊碧川接著分享自己在綠島被關押期間以及被釋放之後的記憶。他自我調侃說道，雖然，當初高中還沒畢業就被抓去綠島關，但這或許也是一種幸運。全台最好的老師，也都被抓去綠島關，讓他在監獄裡面學了一身功夫。尤其是，裡面很多受日本教育的老先生教他如何思想。他也說，當政治犯最好在監獄裡就被處死，不要活著走出來。原因無他，因為政治犯被放出來之後，整個社會都對他感到恐懼與極度排斥，會讓政治犯本人感到更巨大的痛苦。他記得有一次去應徵工作，才剛應徵完畢，情治單位就去找老闆，老闆只好跟他說：「很抱歉，我們請不起你。」想要租房子時，房子才租完一個鐘頭，房東就反悔了。這就是威權政府想要向人民展示，人就算沒有被槍斃，也可以把人凌遲得生不如死，完全不能過正常人的生活。不只只有他，也發生在其他政治受難者身上。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1980年2月28日林宅血案之後，兩個警備總部的人詢問他當天去了哪裡。還好他留存了當天去看電影的票根作為不在場證明，否則很可能就成了林宅血案的加害人。
 
促轉會成立之後，楊碧川收到促轉會通知，可以去查看自己被情治單位以及線民監控而留下的檔案。進了查看檔案的房間之後，他看到檔案總共有19冊，放在桌子上疊得很高。翻開了第一本檔案，他發現自己的名字在第一冊是對的，叫做楊匪碧川，後來的紀錄，就為他立了一個假名，叫做小馬克思。他也發現，時間越到後面，胡亂編寫的情形就越嚴重，杜撰出許多不存在的故事，很明顯是為了要邀功。他很詫異，怎麼女兒剛出生的時候，擔任女兒奶媽的鄰居也被監控？他甚至沒有跟他說過一句話！不過最驚訝的還是情治單位在楊碧川住處旁邊也買了一間房子，24小時監控。他說道，他被監控的那一段時間，也跟很多學生說請他喝酒要小心，不然就變成資助匪諜；把他的話拿出去講，就變成為匪宣傳。後來，學生們才知道他不是在開玩笑。但事實上，他從來沒有跟學生宣講過台獨，只跟他們介紹共產主義，因此就被掛上左派的標籤。在楊碧川的心目中，台獨不是用講的，台獨要用行動展現，因為台獨沒有理論。他強調自己不是在針對誰，只是闡明沒有行動的台獨，沒有意義。
 
楊碧川說，自己不後悔選擇這一條路，他不怨恨，更不掉淚，因為他早就知道統治者會這麼做。今年73歲的他，期望自己88歲的時候可以看到台灣獨立。如果沒有活到那一天，仍希望在座的聽眾能夠有一天跟他說：「川伯啊！台灣已經獨立了！」這樣他死也甘願。他再次提點轉型正義問題的癥結，並不是不知道元凶是誰，而是不敢對元凶究責。但要如何究責呢？他認為究責不是要殺了兇手，而是要用歷史審判。他主張，台灣的社會還沒達到轉型正義的第一步，因為都已經被國民黨壓迫習慣了，不敢大膽地面對歷史問題，最後只好說：不談也罷。曾經有一個外省學生詢問他，為什麼你要訴說與我無關的二二八歷史？你這樣害我坐立難安，我為什麼要去承擔？他跟那位學生說，這不是承擔的問題，這是事實，你要去認識！
 
最後，楊碧川以「國民黨跟台灣人道歉、國民黨跟楊碧川道歉、國民黨滾出台灣」作為結論。
 

 

王興煥：台灣轉型正義情況特殊，涉及國族認同變遷

王興煥表示，他跟楊碧川一樣是台獨左派，因此才會主張台灣的轉型正義除了用「正義」的概念理解從極權到民主的變遷過程以外，更需要知道轉型正義跟國族認同問題交織在一起，是一個國族認同轉換的過程。台灣的轉型正義跟其他國家非常不一樣，例如西班牙佛朗哥獨裁政權畢竟還是一個本土政權，可是國民黨政府是一個外來政權。台灣人遭受迫害的原因，是外來殖民者為了要鞏固少數極權統治，刻意在文化上把台灣設定為邊陲、中國為中心，藉以強化其統治正當性。王興煥認為台灣轉型正義的對象可以參考南非，因為台灣跟南非很像，同時要處理威權的遺緒，也要處理殖民的遺緒。
 
王興煥提到西班牙在2007年通過《歷史記憶法》，明文規定公開場合不能有種種紀念佛朗哥的遺跡，包括紀念碑、雕像，上述都要拆除，更不能在價值上肯定佛朗哥的獨裁政權。他主張這不是箝制言論自由，而是價值問題。他很不能認同蔡英文總統在韓國總統朴槿惠當選總統後，公開聲明這是轉型正義的勝利。朴槿惠作為獨裁者的後代，再度掌政權怎麼會是轉型正義的勝利？同樣的問題在台灣也一再發生，例如台北市長擬參選人蔣萬安作為獨裁者的後代，不僅行事不低調，而且社會還允許他得以高調。
 
最後，王興煥從文化政治的觀點說明文化的去殖民對轉型正義的重要性。他說，捷克1920年被日耳曼統治時，有一群捷克藝術家，為了要反抗維也納中心、日耳曼中心的意識形態，就去法國學習立體主義的建築美學，希望帶回捷克與捷克文化結合。那時候，他們還想要蓋一座國家劇院，並用捷克語演給捷克人看的戲院。王興煥探問，即使台灣有一天終結中華民國體制，跟中國的國族面貌的差別又在哪裡呢？文化若沒有任何改變，台灣永遠是中國文化帝國的邊陲，有被再殖民的危機。他也主張語言扮演形塑國族面貌的重要角色，因為語言是人們存在的方式。台灣不能只讓多元的語言自由競爭，這樣弱勢的母語還是會被消滅，反而應該用更多法律積極保護。